近日，他在广州召开的某论坛上谈到中国应如何改革经济时说道：“我们需要树立起［创新］文化。如果不把制造业升级换代，我们将永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

时任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副主任的唐善新说，以低成本制造为中心使中国在过去30年里大大增强了经济，GDP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他说，但这一战略将无法把中国带入新的阶段。他说，很多情况下，“中国制造”背后的真正利润流入了拥有这些产品及其技术所有权的发达国家的企业，“我们实际上是把中国人创造的利润拱手让给发达经济体。”

换句话说，唐善新认为中国应加强在知识产权上的立法，更多地激励本国企业从自己的技术或产品中获利。

这是中国在审视自我过程中经历的转变。出于很多方面的原因，单纯依靠低成本制造的旧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正在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知识产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不过，根据我最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创新与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上听到的其他一些故事来看，中国在这条路上然任重道远。本次研讨会由美国商会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共同赞助。

以美国软件巨头微软为例。据微软预计，到2011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个人计算机市场，这一时间比早先估算的日期又提前了两年。

乍听之下，这似乎为微软带来了滚滚财源，但你得明白一点，在每台新计算机的软件支出上，中国在全球仅排名第49位。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老百姓们没有太多的钱来购买昂贵的正版软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地的软件盗版甚为猖獗。

而在人均收入不到中国一半的印度，在知识产权立法上却更为完全，并在软件支出上排名世界第33位，明显高于中国。

很显然，产品盗版使中国的软件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无疑抢走了原本应属于微软的收益，所以微软自然会大声疾呼中国加强立法。

然而，对中国本土企业来说，立法的薄弱也使他们难以开发自有产品，不敢放开手脚追求创新。

微软在美国等市场上进行产品开发是有优势的，在这些地方能更好地为其初步创新所需的投资提供保护。

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很快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个人计算机市场—理应赋予本国企业同样的优势，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原因之一就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不力。

再举一个例子：在深圳从事高性能折叠自行车生产的美籍华裔实业家David Hon在会上说，他正将其公司的研发活动迁出中国，因为他无法避免有些员工离职后把知识产权一同带走所造成的损害，他们违反了Hon所说的竞业禁止协议。

时任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Dahon Inc.公司CEO的Hon说：“在中国，竞业禁止条款几乎不起作用。员工可以把大量的文件、光盘和数以千计的图纸带出公司”却没有有效的办法可以阻止。Hon的公司在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和捷克建有工厂。

侵权现象在中国之所以如此猖獗，一方面是因为这能带动就业，而且在国内部分城市，盗版行业的黑势力很大。

我在研讨会上遇到的一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律师告诉我，当他前往大肆批销盗版产品的广东省中型城市汕头参与案件诉讼时，不得不请警务人员护送他前去法庭，因为在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中，相关调查人员曾受到过威吓和殴打。

换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创新事业也在蒸蒸日上，正如本次会议上的部分发言者所说的，国内的知识产权立法正在日益完善中。我不只一次听到人们这么说。

最后，我不确定国外公司的言论是否那么重要。只有当加强立法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只有当创新带来的就业和经济利益高于盗版带来的就业及利益时，才能催生真正的变革。

我认为有一种方式是可能发生的：那些能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低成本制造有机结合的地区（无论是否在中国）将在争夺投资和人才的全球竞争中占据真正的优势地位。

Toloken是美国《塑料新闻》亚洲分社社长，常驻广州。